为社会国家的进步而努力——关于科学的演讲经典篇目

绿萝 2025-06-20 11:43 浏览次

田汉(1898-1968)，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会势力迫害死于狱中。

今天想与各位谈3个问题

第一，是教育与学习问题。当陶行知先生从重庆返上海后不久，生活教育社所召开的大会中，郭沫若先生与陶先生曾有小小的争论。郭先生认为“教育”两字应改为“学习”。郭先生专研文字学的，“教育’的“教”字在古义中不大开明,“教”字的造型是一个人拿着鞭子打小孩子的头，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小孩子不听话，就用鞭子去打他。这不是教育，而是虐待。且中国一般的教育者往往摆起“教育家’的面孔，而不屑与青年相接近。今日的青年与其仰求于这样的教育，倒不如自己学习。陶先生却认为不必把由来已久的“教育”两字改为“学习”，因为这样牵动得太大，“教育部”将改“学习部”,“生活教育社”将改为“生活学习社”了。可是陶先生完全同意郭先生的看法而主张把这一种学习的精神实际贯注于新教育中。听到郭陶两位先生的见解，使我深深地感到今日一般职业界的青年朋友们，多在工作中自觉知识的不够。试以抗战期间的演剧工作队队员为例，其中有许多女演员，参加剧团时正当十七八岁，一下子七八年过去了，年龄到了二十五六岁。在这七八年中，只有表演，而无学习。

尽管她们的演剧或歌唱在人民大众中发生多大的影响，但自觉艺术水准不够，于是脱离工作，到学校里去专门研究，以期扩大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

可是当她们学成以后，她们的艺术理论不能为人民大众所看懂，她们的音乐歌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听懂，于是当初为了想扩大对人民大众的影响，结果反而消失了影响。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学习，不能与日常的生活、社会的现实、人民大众的要求相脱离。今日的学校教育，多半是与现实社会相脱离的。所谓学习，不必脱离实际工作，而随时随地在实际的工作中学习，把学习所得应用于工作，并对人民大众尽教育辅导的作用。这样，今日职业青年的苦闷才能解除。但是，单单与社会现实不脱节还是不够，且应有更好的理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在银行中工作的青年，较之在大学中学银行科的学生，更了解与关切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有什么变动，他们知道最快，反应最敏。但是，假如这一种关切与理解只是为了做投机生意，那只是独善其身而已(事实上也不能长久的独善其身)。进步的银行职员，进步的职业青年，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利用他们实际的知识与经验，不断地从现实的社会事业中学习怎样做人。例如从美军侮辱我国女性的事件中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并争取怎样做一个不被侮辱的人。

第二，是个性与群性的问题。有些人说，在新的进步社会中，不需要个性，或者个性是被抹杀的。不问这种说法是恶意或是善意的，都是不正确的。

其实，在理想的社会生活中，尤其需要充分发展个性。个性与群性是并不对立的。有时为了社会的进步，自愿地牺牲自己的若于个性，但那只是为了求更大的个性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开明的帝制时代，对于个性的发展也是不加限制的。当然，也有许多皇帝，利用人民(特别是文人学士与朝廷及封疆大吏)之间因不同个性的发展而形成的彼此间的斗争，加以运用，以遂其操纵玩弄的野心。至于今日的情形，则每沉愈下，只要稍有个性，不问其为左为右为前为后，均被看不惯。在学校中，假如学生不愿在思想上被学校当局牵着鼻子走，即要受到压迫。至于职业青年、公务人员无论矣，即使是在一般职业界中，哪里有允许你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天才女孩子，14岁能写20万字的小说，更看到武进有一个6岁的天才儿童。即便是一般的儿童，亦由于适当的培养得以充分发展个性，四五岁能弹奏钢琴的，不是奇迹。其次，个性与气节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充分发展个性，更应有昂然不屈的气节。例如在今日之下，我们要突破国家的危机，争取和平与民主，就需要拿出个性与气节来，与反正义、反民主势力相斗争，不能丝毫妥协于现实的腐败，是为个性，是为气节。我们应随时随地，通过日常生活，发展个性，坚守气节，以促成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三，是被人用与用自己的问题。许多青年，抱着满怀的热情跑到社会上去，因找不到职业，而失望，而苦闷，甚至自杀。陈白尘近编的剧本《结婚进行曲》中，亦描写到职业青年因找不到职业而苦闷万分。在合理的国家中，毕业班的学生，尚未离开校门，已各就其所长，被预先分配到各职业部门中去了。在中国，职业的获得全靠机会与脚路。当然，也有许多青年因受不住其职业圈子中乌气，而离开其职位，而失业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能得到一业半职，固是幸事，否则，我们也应自己找工作，自己创造机会。前者是被用于人，后者是用自己。在今日不合理的社会中，青年们要想“用自己”，谈何容易，但也并非是绝无机会。我们可更进一步说，唯其因为现实社会不合理，所以有志的青年更应“用自己”，更应创造自己。例如《上海文化》月刊和上海文化函授学院，即是其主持人辛辛苦苦，经之营之，“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否则，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读者，谁会平空地“送”给它这么多学员?再如今日欲获得一个教员的职位颇难，但是，现在的学校数量及其设备，绝不足容纳想求学的学龄儿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办法，以从事教育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