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关于经典散文的朗诵经典篇目

绿萝 2026-08-25 17:42 浏览次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

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了些天，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是他送我们的。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在一地等我。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呀，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这儿来的第二天。”我没听说他死，对老王抱愧，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补充解析】杨绛的《老王》写于1984年，讲的不过是作者和一个蹬三轮车的底层老人交往的几件小事，却成了中国当代散文的经典，核心就在于结尾那一句“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没说出口的东西——我们该怎么对待比我们更弱小、更不幸的人？

整篇文章都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写老王的不幸：老王是个底层劳动者，无父无母无妻无子，瞎了一只眼睛，住着塌败的小屋，一辈子都在社会的边缘挣扎，连蹬三轮都被排斥，一直都过得战战兢兢，有着“失群落伍的惶恐”。但就是这么一个自己都活不好的人，却处处想着别人：给作者家送冰，主动多送一半，不收半价；钱锺书生病，他送医院，不肯收钱，还担心作者没钱；临死之前，还要撑着身体，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香油和鸡蛋送到作者家里，感谢作者一家人对他的关照。老王身上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骨子里的善良，他的善良没有任何目的，不是为了求回报，只是因为他受过别人一点点的好，就记在心里，拼尽全力也要还回去。

很多读者读这篇文章，会觉得作者对老王已经很好了：照顾他的生意，给他鱼肝油，照顾他的面子，给他钱，但是为什么作者最后会说“愧怍”？这就是杨绛最了不起的地方，她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施舍善意的好心人，而是跳出了自己的视角，反思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作者一家当时虽然也落难，但和老王比，终究是“幸运的”，她对老王的好，更多是一种对弱者的同情，而老王给她的，却是平等的、掏心掏肺的善意。直到老王去世，杨绛才反应过来，当时的自己并没有真正把老王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没有接住老王那一份纯粹的善意，她给老王钱，其实是在无意间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所以她才会愧疚。

这种“愧怍”，不是假装的自我反省，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最真诚的自我拷问：我们常常说要帮助弱者，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站在高处施舍善意，并没有真正尊重对方的人格？是不是我们享受了命运的偏爱，就忘了那些被命运落下的人？杨绛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表扬自己的善良，也不是为了同情老王的不幸，而是想告诉读者，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善良，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愧怍”两个字，放在今天依然有意义：不管我们走得有多远，过得有多好，都要对那些还在泥里挣扎的人，保持一份同理心和敬畏心，这就是《老王》能一直打动我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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