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关于奋斗演讲经典篇目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

在个体的社会活动中，义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也是一种个人道德行为的驱动力量。与义相对立的是利的概念。董仲舒说：“义是一种能滋养人心的精神，而利则对人的身体有好处。”人们把各种能直接满足某种物质需要的利益作为“利”。而关于义与利关系的思想和观点，就成为中国所特有的义利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都是人之为人所不可缺少的。《荀子·大略》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中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在儒家义利观中，讲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义与利的关系，即二者孰轻孰重，才是义利观的核心所在。故此，作为奋斗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的重“义”并非绝对排斥人的物质利益需要，而是表现为一套完整的以“义”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对于个体奋斗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也是评价个体奋斗性质的标准。

第一，日常生活中应重义轻利。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重义轻利的，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孔子对弟子颜回赞赏有加。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而对其做生意的弟子子路却是经常破口大骂。其次，儒家就是讲利也要落在义上。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得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强调人的主体利益追求要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

第二，当义与利发生矛盾而必须从中选择时，应舍利取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里，义与利不是独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孟子关于鱼和熊掌的比喻就很能说明这种价值选择。《孟子·告子上》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此，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在义与利的选择中，义是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更不用说区区物质之利了。董仲舒的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超越功利，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朱熹极力宣扬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强调利永远在义后，选择义，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王夫之认为，人生因行义而可贵，也可为义舍去生命，是对孟子“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将义的重要性提到生死的高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而社会是复杂的，在追求义的道路上，总会有各种障碍。面对这些障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认为，为了实现义，人们应勇于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孟子·公孙丑上》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反躬自问，如果正义确实在我手里，就算对方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这就是一种为了实现正义而视死如归的精神，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

——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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